中国文化史

 

中国文化史，源远流长。就文化的载体文字而言，汉字的诞生时间尚难以考证，相传伏羲作八卦，仓颉造字。19世纪末发现了三千多年前的汉字——甲骨文，近些年又有更早期文字发现的报道，如距今五千多年前的高邮陶文等。中国早期就有敬天祭祖的传统，注重人伦道德。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周朝末期进入春秋战国，产生了诸子百家，汉以后成为儒家社会，东汉前后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都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西洋文化自明代时传入中国，在清末和民国初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形成于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推动了中国文化的进步，而形成于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和马列主义思想等文化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大陆，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逐渐兴起，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与政治民主化成为一个社会趋势。

史前文化

有历史学家将没有文字出现之前的文化称为史前文化。中国境内有多处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址被发现。考古证据显示24万年至25万年前，中国就有直立人居住，目前考古发现的有巫山人、元谋人、蓝田人、南京直立人、北京直立人等。旧石器时代时人类使用的多为简单的打制石器，而新石器时代多使用磨制石器，表面平滑锐利，已经相当精致。

近代考古在中原地区发现的裴李岗文化、贾湖文化等，7000年前至10000年前已经进入以原始农业、畜禽饲养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以渔猎业为辅的原始氏族社会，其中出土的龟甲契刻符号与约3000年前的殷商甲骨文有类同和相似之处，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发现最早与文字起源有关的实物资料。当华夏文明在中原发展的时候，现在的中国疆域内还分布着其他各种文化。其中，距今5000年到10000年的文化，近代以来考古发现的金陵北阴阳营文化、高邮龙虬庄文化、嘉兴马家浜文化、余姚河姆渡文化、含山凌家滩文化、潜山薛家岗文化、天门石家河文化、巫山大溪文化等，分布于长江下游、中游和上游等地。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古蜀文明，更是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

早先人们认为中华文化单一起源于黄河流域，但晚近的考古研究证明史前文化范围遍及中国各地，呈现各地并起的现象，并各有其风格。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辽河中上游流域地区的红山文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四川地区的三星堆文化，还有台湾岛上的圆山文化。而在香港之黄地峒文化，更是中国华南地区文化之最早遗址。

传说时代

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夏以前数千年中国杰出首领的代表。中国神话有盘古开天辟地的说法，显示盘古可能是早期开辟疆土的领袖。女娲补天造人的神话，则表明女娲可能是教化婚配生育的首领。传説燧人发明钻燧取火，神农开创农业及医葯，伏羲教民‎‎渔、猎、畜牧，创造八卦、文字，此即三皇。三皇之后的首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五帝时期，黄河水患严重，大禹以疏导之法成功治水，被推为王。

夏商周时代

夏商周三代文化最大的特色即为宗法制度。宗法制度萌芽于夏朝，完备、确立在西周。在宗法制度下，“礼仪”对每个士族成员有极大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在宗统范围内宗庙里祭祀辈分之亲疏，即规定了地位的高下。宗庙里的谱牒，即是政治上的名分。在宗法体制下，“国”与“天下”是以“家”做原型扩大的，“家”的精神乃成为各级政治秩序的基型。宗法制度在西周末期已开始瓦解，但宗法制度的影响却长期笼罩着中华社会。西周的宗法封建制度留给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天下只有一个共主的观念，这种思想也为秦汉帝国的建立与统一奠定基础。宗法制度的影响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影响，也不限于统治阶级，它在后世成为平民社会宗族概念的基础而普遍传承。

商周时期的中国人尚未产生长生不死的神仙观念，也未有佛教宣导的轮回转世的思想。但当时的人也已经认为人死后会变成鬼，并且生前的身份会在阴间延续。因此商周时代人们认为人死后的灵魂依然继续关心影响人世之事，这导致占卜的流行。而是否能够得到鬼神的保护在于祭祀典礼是否恰当。商朝卜问的工具多为龟甲或骨头，而周人卜问的工具已经转为由阴阳符号组成的八卦及扩充而来的六十四卦来表示吉凶。到了西周晚期，统治者与士人已对天命产生怀疑。士人逐渐看重“民心”，而获取民心就要施行“德政”，这后来就成为儒家主张“德治”的依据。

商周时代的礼器以青铜器和玉器最重要。其造型典雅庄重，体现当时的文化特质。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在商周时期也达到了一个先进成熟的阶段。周代手工业种类增加，分类更细致，因此有百工之说。商周时期发展成熟的阴阳五行学说也成为中国最早对自然现象的归纳方法。五行八卦学说更成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之一。商代已经有专司天文的人员，并在夏代天干记日的基础上发展出干支记日法。周代发明了圭表测影的方法后更确定了部分节气与十二时辰。在数学方面商代已开始使用十进位制，西周时期数学更成为“士”的必修科目。

在东亚大陆上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三百年的历史，商代奠定了中国主体字形声字的基础。商周时期也有不少知名的文学作品诞生，如《尚书》、《诗经》等。

春秋战国时期

西周末年，贵族政治趋于崩溃，宗法秩序日益混乱。春秋战国时代不仅是旧社会秩序的瓦解，也是新社会形态形成的时期。封建时期采用世卿世禄制，贵族世代为官。战国时期开始突破，出现了“布衣卿相”。在战国时代，世袭贵族没落消失，农民由依附者变为小自耕农，私有土地成为一般土地所有形态，私人工商业也随之兴起。商周时代中原地区并不全为华夏族的社会，而在华夏族的城邦之间还散布许多夷人的部落。这种华夷杂处的情形在春秋战国的大动荡中，华族与夷族之间的冲突战争不曾中断，尊王攘夷更是成为华族凝聚内部的不二法门。在这种不断的征战中，双方都在不断吸收对方文化中优秀的部分，最典型的即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夷族既有如同楚、吴、越等被华族同化者，也有如同东胡、西羌等被驱逐者。在东周时期，由于宗教束缚的解除，新的社会风尚取而代之。春秋战国时期，四则运算已经完备。在历算方面，战国末期已有已有根据太阳年运转的二十四节气。战国时代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建立的时代。冶铁业的兴起更是加速了土地的开垦。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也于此时开始，其中最出色的都江堰到如今还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春秋战国之时，官学散于民间，百家学术萌发，人文理性精神日进，因而夏商周时代嬗变而来之宗教观念焕然一新。上古“上帝”之概念渐由自然之“天”取代，天为道德民意之化身，这构成了后世中国文化信仰的一个基础，而“敬天祭祖”是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信仰要素。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开放运动其规模之大历史之长也为仅见。人文思想在此时期也成为中国哲学的支柱。诸子百家在这个历史阶段各自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处世思想，其中，为孔子、孟子、荀子所主张崇尚伦理道德的儒家，为老子、庄子、列子所主张崇尚自然无为的道家，为墨子所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为商鞅、韩非所主张刑名权术的法家与后来的佛家思想并为后世中国最重要的五种思想。同时，因为文化的大发展，文学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中首屈一指的当属战国晚期楚国诗人屈原所著的楚辞名篇《离骚》。与之一时瑜亮的是《诗经》中记载各国民歌的章节《国风》。此外，诸子的散文也各具特色，《庄子》一书洋洋洒洒，是先秦诸子散文中的佼佼者。

秦汉时期

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动的时代，而其产生的新社会在秦汉时代成型。秦汉时代的文化模式奠定了中国近两千年来文化的基础，又有其时代特色。秦汉时期中国人的精神风尚业已形成。在秦汉时期，长城已经成为华夏定居农民和域外草原游牧民族的明确分界线。自秦汉以后，华夏族对外的殖民与扩张多集中于东方与南方，与长城以外的地区多为征伐、邦谊与交流。这种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在西域丝绸之路沿线地带。在中西海上交通还未兴盛之前，中国与西方国家主要的交流大多经由西北陆上的河西走廊。远洋航行在此时也开始出现。随着丝路的开通，各种异国产物源源不断的进入中国，至今已成中国土产，例如葡萄、石榴、芝麻、豌豆、蚕豆、核桃、黄瓜、香菜、大蒜、苜蓿、生姜等。由于西域风俗的盛行，中国文化得到极大丰富。诸如舞蹈、杂技、鼓吹乐等纷纷传入中国。骆驼、石狮、辟邪、天鹿等怪兽造型也传入中国。而丝织品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销品。

秦汉时期也为中国奠定了疆域和思想的基础。秦始皇焚书坑儒，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之后，又统一度量衡。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秦汉时期，中国传统的农、医、天、算四大学科在汉代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九章算经》、《素问》、《本草经》、《相六畜》等著作均已问世。金属冶炼技术也突飞猛进。在这一时期内，中国传统的神话系统也基本成形。随着《山海经》与葛洪所著的《抱朴子》的问世与东汉末年天师道的兴起，中国人传统的神仙观点也基本形成。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自汉献帝元年至隋文帝开皇九年，凡393年，为中国扰乱分裂之时，魏晋南北朝即在此间。印度佛教文化输入中国，使社会思想以及文艺、美术、建筑等皆生种种变化，为此时期之一大事。从东汉后期到隋代五百多年的时间是一个乱世的时代，也是中原文化和周边胡族交流最密切的时代。沿中国东北至西南边界，在西晋时有鲜卑、匈奴、羌、氐、羯五大外族，合称“五胡”。这五大民族在魏晋时先后有部分族群内徙。汉末中国大乱，原有内附民族开始侵扰华人社会，另外又有更多塞外游牧部落联盟迁入华北地区。而居住在华北地区的华夏民族沾染了胡人风俗，也引进了装备有马镫的骑兵。到北魏逐渐兼并华北，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的改革之后才开始逐渐恢复社会经济生产。北魏孝文帝更有孝文汉化运动，易胡服、胡俗、胡名为汉服、汉俗、汉名，并鼓励胡汉通婚。另一方面，在北方长期居住的汉人在习俗方面也习染了胡风，呈现华人胡化的现象。入侵华北的胡人经常与当地汉族大士族通婚，遂产生了半开化的混血新贵族，他们成为了新的统治者并统一了中国。胡人与汉人的混容不仅产生了新的民族，生活习惯上也呈现了不同的风貌。而隋唐二朝更把这种趋势带到了塞外地区。隋朝为了交好中国西方与北方的游牧民族，先后把公主嫁到吐谷浑、突厥和高昌的君主；唐太宗进而把公主嫁往吐蕃王，“国际”通婚进一步带动了文化交流。长江流域虽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文明，但直到汉朝初期，仍未完全融入中华文化体系。西汉末年，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依然人口稀少。但到了东汉与三国时期时，为躲避中原地区的战乱，大批汉人开始移民长江流域。四世纪初，华北汉人地区的西晋政权被胡人灭亡时，更大批的北方汉人大举移民到江南地区避难，此举带动了江南地区原有住民与汉文化的融合。唐朝在八世纪中叶发生的安史之乱，带动汉人第三次的南向移民，江南渐成汉人聚集的重心。而东晋与南朝时期，是江南开发最为快速的时期。门第社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影响不亚于周朝时期的宗法制度。不同的是宗法制度的影响是从政治扩散到民间，而门第社会正好相反。门第在东汉时期已经形成，原因之一是当时学习条件困难，入仕只限于经济与文化条件优良的少数家族，形成这些家族累世为官，积久渐成门第。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根基不稳，往往仰赖门第支持。由于士族不需负役，平民争相依附，门第更趋发展。门第由法制化发展到法统化，以至于国家政权只有受到大门第的认可才得以延续。东汉末年以降，由于汉人国运不振以及胡人政权当道，逐渐养成门第不屑过问政治的风气，门第中人之间盛行清谈的风潮。结果江南门第士族以不问政治而标榜，最终也因此而消失。到隋朝推行科举考试制度，平民得以通过科举考试任官，士族无法通过人才选拔以壮大门第，到了唐代门第社会终趋于没落消失。

魏晋到唐五代期间，中国最重要的宗教是佛教与道教。在儒家思想无法适用的华北地区，佛教大为盛行，其盛行的思想程度广度早期远领先于南方。佛教由于中国的特殊文化环境，其内涵与形式也有所改变。例如南北朝时期的释道安，即规定出家人都要按照佛祖改本姓为“释”。而素食制度则起源于梁武帝的推行。东汉到西晋的时期，佛教徒虽然成长有限，但译经工作却在稳定进行。佛教的盛行与发展极大的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佛学成为中国哲学最大的一支之一。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之大，只有后来十九世纪西方文化开始进入中国可以比拟。在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徒主要崇敬的是今世佛（释迦牟尼），但之后则流行主管来世的弥勒佛，特别是负引渡众生之职的菩萨以及西方极乐净土掌门的未来佛（阿弥陀佛）。而净土宗成为后来千余年间中国最流行的佛教教派。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其诞生时间比佛教传入中国晚一百年左右。东汉末年，因社会动荡不安而产生结合巫术并聚众自保的“太平道”和“天师道”两个道教团体。自汉末道教形成到西晋灭亡后，人民流离失所，道教与佛教一并兴盛起来。道教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完备的宗教体系。道教在唐代同样受到尊崇，但它其最流行的时代是在宋代，并在此时形成后世主流的“全真派”与“正一派”。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与佛教相关的艺术形式也随之进入中国，其中最重要的要算是佛像壁画和佛像雕塑。由于印度佛像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因此中国佛像造像艺术融合了汉文化、印度文化与希腊文化。自南北朝佛教兴起后，中国的佛僧即袭印度的佛僧风尚，大举在深山之中，凿崖为窟修行，在窟内饰以佛像绘画与雕塑。中国的佛教重要石窟，现今主要有两大区域，一是华北地区，长期统治华北的北魏政权，在先后建都的大同与洛阳，分别开辟了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第二个重要石窟群分布在西北地区，包括位为甘肃永靖县的炳灵寺石窟、丝路东端天水的麦积山石窟，以及丝路西陲的敦煌莫高窟。此外还有克孜尔千佛洞、大足石窟等位置孤立的石窟。随着佛教信仰的盛行与石窟造像的发展，从南北朝到隋唐，成为宗教艺术盛行的时代。佛像彩绘与立体造像拓展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新领域，各种与佛教相关的装饰图案也普遍深入民间，佛画敷彩技巧补充了中国传统线描绘画的特质，佛塔佛寺建筑则丰富了中国原有的建筑风格。作为佛教象征的莲花与忍冬成为此期的特色。到了隋唐时期，宗教艺术不仅在形式上汉化，而且在精神意境上也有改变。

南北朝时期的工艺美术，在题材上多为佛教成分，但在风格上与汉魏仍较接近。而唐代的工艺美术脱离了商、周和汉、魏六朝时期古朴的特色，开启了新的装饰风貌。唐朝的工艺普遍具有博大清新，华丽丰满的特点，各种工艺的造型设计，多运用较大弧度的外向曲线，给人以圆润丰满之质感。色彩多表现深浅层次的多彩色阶，有富丽、华美的艺术效果。唐代的工艺制作中最卓著的是陶俑塑像，尤以唐三彩陶俑为出名。在制镜工艺上，汉魏六朝以来铜镜装饰图案主要是格律体，而唐镜多采用自由体，显得生动活泼，富有变化。隋唐五代时期，也是中国绘画的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三大类别走向分科独立的时代。自中晚唐以降，山水画成为中国文人绘画的主流，绵延一千余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旧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已经崩溃。社会的新秩序仍在重建。其时，富于思想的知识分子致力摆脱两汉以来经学传统的束缚，转而注重内在人格的觉醒与追求。他们运用哲学论辩的方式，对一些高度抽象的理论进行探索，因而产生了当时主要学术思想——玄学。在玄学的风气之下，个人的自觉是这一时期思想界的独特精神。由此树立了一种与前代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种思想与两汉时期完全不同，而较接近于战国时期的道家思想，故玄学思想家很推崇先秦道家的《老子》、《庄子》二书，以及道家精神密切相关的《周易》一书，他们把这三本书奉为研究玄学的主要经典，名之为“三玄”。由于此时佛教大为盛行，因此玄学也融合了不少佛家与儒家的观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抒情文学开始成熟。在魏晋之前，并没有明确的文学概念，一般人只把文章作为一种表达工具，因此文学并无独立的艺术地位，直到魏晋时期才有改变。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纯文学著作，其的主要风潮为“唯美主义”，文人写作普遍讲求声律之美与修辞之美。自曹植开始，文人讲求文章的造词炼句，形成讲求辞藻华丽、雕琢字句、声律藻饰的“骈体文”。从此之后，文人将汉字修辞的特性研究发挥到了极致，其最大的成就在于“声律”。南朝的齐代，沈约等人据佛经梵音拼法，创汉字四声发音，正式建立起声律论，文人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声律来写诗，有意识地交互安排平仄声，从而形成一种高低长短交替的节奏。这是中国“格律诗”的开端。

唐代留给后世最伟大的艺术遗产当属文学艺术，诗又为其中翘楚，唐诗传今有五万首。开元、天宝年间，唐代社会达到经济繁荣和国力强盛的顶点，号称“开天盛世”，唐诗的发展也进入高潮。这一时期最出色的诗人是李白，其豪迈奔放的诗风将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推向高峰。盛唐时期另一位与诗仙李白齐名的是诗圣杜甫。杜诗讲究排比声韵，每句立奇字为眼、炼字锻句、刻意求工，在每字每句上反复推敲。中国诗歌的形式，到了盛唐律诗的成熟，便告大备。唐代也因此达到中国诗歌成就的最高峰，后人的创作已无法超越唐代，其要得到新的成功，只有另辟蹊径，向词曲方面发展了。

宋金元明清时期

从五代十国开始，中国北部兴起了多个半农半牧或游牧政权。五代十国和两宋时由于北境外患频仍，全国都出现多样化的习武活动，民间广建组织、教习武术。因热衷武术，宋代兵书为盛唐年间的七倍之多。尽管宋代在军事方面趋于被动挨打的弱势，但在经济文化上却是中国古代最繁荣的时期。由于陆上道路被切断，宋代在海上与与南洋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南宋全盛时代，市舶岁入占政府全年岁收的五分之一，足可见海上贸易的繁荣。两宋时期与中国有海上贸易关系的国家与地区多达六、七十国。两宋时，印度洋之航权实操于中国人之手。

宋代时，中国发明的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制瓷器技术、针灸医术传入阿拉伯世界，再辗转输往欧洲地区；数学的“笔算法”及“阿拉伯数字”则由阿拉伯世界在南宋中期传入中国。宋代时期，辽、金、西夏三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和宋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宋廷铸造的“宋钱”信用良好，波斯、阿拉伯都能通用；高丽和日本更停止铸造本国通货，只用“宋钱”。而辽、金、西夏在文化上都深受汉人影响。许多外来农作物的传入，例如早熟稻、玉米，番薯、马铃薯，使中国的农耕区大面积延伸，也导致了后世中国人口的大量增长。宋人大规模的深度推广和普及了于五代末期来自西域民族的“桌椅”形式，将五代十国末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改为垂足而坐。

汉族分别在西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大量南迁避难。因此生活重心由黄河流域移到长江流域，再移至东南沿海。在六朝和北宋以后，中国各方面的重心全部迁移到南方。宋代为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主要因素是江南水稻种植区的开发。南宋尽管只占领南方半壁江山，人口却超过盛唐年间。至明代已经可以以江南经济为后盾统一全中国。中国农业生产，北宋末可以养活1.34亿人，到明末可供养一亿五千万人，清末可供养超过四亿住民，可见农业之发达。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工商业最发达的时期。由于经贸发达，宋真宗咸平五年(1021年)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即使是传统的铜币，其年全盛时的平均铸币量也超过盛唐年间的二十倍。城市数量与人口不断的成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有1587个城镇，盛唐年间最高有1859个城镇，北宋末有逾1500个城市，晚明时最高有7500个城镇；清嘉庆末年有30000个；清末年有近40000个，并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尤其集中于江南地区。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行号开始出现。同业与工商业者组成的“行”，自唐代起相当活跃，宋以后更发达。洛阳有120个行，南宋国都临安则有400多个行。明代时更发展成为同业工会，成为更有组织的商业团体。明代中后期之后，以同地域者组成“商帮”，遍布大江南北。商帮资本雄厚，并建立同乡会馆。著名的商帮包括安徽“徽帮”和山西“晋帮”。徽商以其雄厚财力与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在教育、文化、艺术上均有杰出的表现，可谓“士商一体”，为中国有史以来首见的“儒商”。而“晋商”通过资本累积，涉足金融业务，形成十九世纪中国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金融体系“山西票号”，经营范围遍及全国。

宋元明清时期，宗教信仰日益世俗化。十二世纪中叶宋代以后，佛像雕塑产生写实的倾向，日益世俗化，更多反映俗世的景象。宋代以降，佛像不再具有六朝与隋唐之威严，原有的超自然想像力变得稀薄，已无太多宗教意味。宋代以后，各种宗教在民间萌发出了许多新的教派。因此，宋代以后，不论佛教或道教，在教义上都表现出儒、释、道融合的现象；并同时开始撰写能阐释三教合一精神的新经典“宝卷”。戏曲发源于初唐，在宋代快速发展。到元代，则戏曲又称元杂剧。其又可分为短曲和杂剧。中晚明之后杂剧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以南戏发展的传奇。晚明时出现不少戏曲流派，有专讲音韵格律、也有偏重文采者。清前期，有倾向兼顾舞台效果的改革，及重视时事题材者。到了清乾隆末期，乾隆帝召全国戏班入京，中又以“徽班”最闻名。至同治、光绪年间，发展成为“京剧”，取代传奇成为流行戏曲。说唱艺术亦开始发展。说唱艺术是白话小说的前身，其艺术形式则源自于佛教的宣教活动。隋唐时，僧庙为向大众说明佛理，常采“变文”、“变相”的宣讲形式。到了宋代，由于经济的繁荣，这些行为也成为庶民的娱乐形式。说唱艺术发展到明代中叶，由口语艺术变成书面的文辞艺术。剧本也由一般话本发展为完备的小说。由于小说是由话本演化而来，其大多内容丰富，重视情节，中晚明时，出现长篇小说创作的热潮，在一百年间出现了多达五六十部的小说。明代小说成就在于将话本作整理以供大众阅读，清代则多为出现许多文人独立创作。明清大量出版“绣像小说”，由于其图文并茂，大受欢迎，也将庶民文化发挥到极致。